黑色系商品价下行过剩产能隐忧再来港深两地灵活补位胡清蓝

黑色系商品价下行 过剩产能隐忧再来，港深两地灵活补位

黑色系产业现今已走到阶段四，即呈现“去产能”结束，投资热又起，供需差开始扩大，价格开始下跌的情况

西南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朱斌

当前，PPI走势不断下行，相应的钢材、煤炭等黑色系商品价格也呈现震荡下行的走势。这种趋势的背后，很可能折射出“过剩产能”的隐忧，又在暗暗浮现中。

如果我们画一张PPI与黑色系产业投资增速的曲线图，会发现这两个指标会有两段高度重合的走势

这两段的高度重合，代表的是两个出发点各异，但却殊途同归的故事。

有形之手主导“去产能”

第一段重合，是2010年中到2012年末，黑色冶炼业投资增速与PPI同步上行的阶段。

背后的过程是这样的：2008年4万亿启动后，原本受金融危机冲击已奄奄一息的钢煤企业们，瞬间满血复活。房地产、基建等投资专案不断上马，带来了需求的快速增加。而这时黑色冶炼业的投资增速却在不断下行，产能的扩张赶不上需求的扩张，故而PPI迅速上行。

但这种人为逆周期需求调节，只是带来了两年不到的景气。2010年开始，需求放缓，PPI见顶。但偏偏就在这个时候，黑色冶炼业投资增速开始反转，经历近两年产品价格不断上升的黑色系企业，吃到了“躺着数钱”的甜头，开始加大投资，产能快速扩张。

于是我们看到了第一个绿圈：明明需求已经开始下来，但黑色系的投资增速却不断上行。

这样进行了两年，到2012年底，PPI已经跌到了-5%，工业品价格通缩再现。尽管这时投资增速开始下来，但是产能的绝对量仍在快速增加。2013、2014年，PPI连续负值、工业品价格陷入通缩，大量国有企业陷入亏损，就业、财政压力严重。

所谓“过剩产能”问题跃上纸面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中国的粗钢产能从2008年的6.6亿吨，一步步增加到2015年的12亿吨，几乎翻番。

终于在2015年底，轰轰烈烈的“去产能”拉开了序幕。

一般情况下，在一个有众多竞争者的市场中，如果企业亏损严重，就破产倒闭，退出市场。而那些活下来的企业，也会吸取教训，谨慎扩产。产能自然就消除了。政府需要做的是为失业者提供相应的失业保障与救济保护。

而在现实中，政府有形之手替代了市场动作，主导了“去产能”。用有形之手让一些不符合环保标准的产能退出市场，收效更快。2015年底，PPI就开始见底回升，到2017年初达到高峰，超过10%。

但这样做，也会留下两个问题：那些被淘汰的，有些或许是被误杀的；而那些留下来的，有些也许是该被淘汰的。市场并未做到真正的出清，危机也未真正地教育到竞争主体。

接下去，就是PPI与黑色系投资增速第二段重合的故事了。

行政之手“去产能”固然收效迅速，当大量的私企被人为清理出市场后，市场里主要剩下了头部私企和国企。

从2015年开始的价格上涨，让这些被人为留下的企业再次嗅到了盈利的味道。特别是“房住不炒”以后，黑色系具有“稳定”盈利能力的国企，其对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意义更加巨大。当年把你保下来，现在多做些贡献也是应该的。

于是第二段重合的故事就出现了：

2017年一季度，PPI开始见顶回落，而黑色冶炼业投资增速却开始见底回升。PPI又与黑色系通走增速完美重合。

黑色系的产能扩张重新再来。

根据2010年以后的经验，我们应该在未来几年又会看到这样的景象：

“过剩产能”再现江湖，PPI长期在负值徘徊，黑色系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迅速恶化。

历史不会简单重复，但总是押着相似的韵脚。

我们用钢铁与煤炭行业的产能缺口，可以把上述过程看得更加清楚。我们用产能─产量的差值，来计量相应行业的“供需差”。

两段重合两个轮回

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，供需差缩小，价格就上升，供需差扩大，价格就下降。过去10年，黑色系产业就经过了清晰的四个阶段：

阶段一：

供需差缩小，价格上涨。因为4万亿刺激带来了需求扩张，虽然供给在增加，但是需求增长更快。2010年供需差缩到最小，价格涨到最高。

阶段二：

供需差扩大，价格下跌。因为投资决策落后于价格，产能扩张，但是需求自2011年已经开始回落。2015年供需差扩到最大，价格跌到最低。

阶段三：

“去产能”启动，供需差缩小，价格上涨。

阶段四：

“去产能”结束，投资热又起，供需差开始扩大，价格下跌开始。

两段重合，两个轮回，只是这次，相似的故事还会否重演？

是政府再次出手干预，还是顺应市场趋势让市场自然出清？

我们拭目以待。

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吴宏斌

崇论宏议

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早前印发《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》，不仅要将深圳打造成国际一流的创新型城市，亦是委与重任，冀望其能够在国家发展的新时期继续发挥领头羊的作用。

深圳作为中国的经济特区之首，近四十年来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，更从籍籍无名的小渔村跃升为内地开放程度最高的创科之都。随着内地越来越多主打经济改革的自由贸易区崛起，深圳近年亦面对“如何让特区更特，敢问路在何方”的发展问题。

此次《意见》的出台，正是中央对深圳未来发展作出重新定位。从“经济特区”到“先行示范区”，深圳不但要继续“先行先试”，保持先拔头筹的优势，更要强化其作为改革开放“样板”和“标杆”的功能，可供复制至全国的发展范本，以推动国家整体的现代化发展。另一方面，由于《意见》是罕有地由中共中央及国务院联合发文，属同类文件中的最高规格，反映了中央对深圳的未来发展高度重视。

今次中央“高调”地为与香港存有“瑜亮情结”的深圳加持，加上文件宣布的时间正值香港发生社会震荡之际，难免有人将其解读为“敲响了深圳将取代香港的警钟”。其实，《意见》的起始部分就已强调，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将“有利于更好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战略，丰富'一国两制'事业发展新实践”；文件的结尾在阐明政策的实施机制时，亦明确指出深圳的发展是“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领导下”。从中可见，中央仍是将深圳的发展作为大湾区的“大棋盘”中重要一步。

香港前景值得深思

另一方面，文件中18次提到了“香港”或“大湾区”，而作为主角的深圳则出现35次。即使是最令外界认为是“动了香港的乳酪”的金融发展政策，当中所罗列的措施也只是基于深圳现有的优势进行设计，例如与科技在金融业的应用、与港澳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和协调等。如此看来，深圳与香港似是互补多于竞争。

然而，《意见》的出台亦有其警示意味的。香港具有与世界接轨的法律、营商制度以及资金、贸易、资讯和人才高度自由流通的优势，内地城市短时间内仍难以望其项背。但是《意见》亦赋予深圳在法治、金融以及人才引进、城市文明等多项社会制度进行探索的任务，故我们不能完全排除“先行示范区”未来会在某些方面有“弯路超车”的可能性；更何况当前香港正面对严峻的挑战，正所谓“沉舟侧畔千帆过”，我们不应掉以轻心。

香港和深圳之间的产业关系从最初的“前店后厂”、垂直分工，演变成现在的水平分工和错位发展，两地一直灵活补位。今后，香港应如何继续利用自身的优势，去配合、参与甚至引导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的建设，在区域的动态竞合中趋利避害，确实值得深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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